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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王安忆所著长篇小说，该小说获得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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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长恨歌》[小说]
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李主任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李主任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女儿同学的男朋友为了金钱，把王琦瑶杀死，使其命丧黄泉。
作品评论/《长恨歌》[小说]
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的题名显然袭自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传》。未谙王著《长恨歌》者，有可能误会它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李杨爱情故事现代诠释版。事实上，王著《长恨歌》叙述了一个现代中国大都市中女性个体生命——海上淑媛王琦瑶的生存和死亡传奇，传达了作者对现世个体生命意义的感觉。我无法断言，王著能否像白乐天之长恨歌“历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陈寅恪语)。我只知道，王著《长恨歌》的出版，说是“洛阳纸贵”未免夸张，说是“好评如潮”大概不虚，无论如何，得了以弘扬主旋律为宗旨的茅盾文学奖总是事实。
《长恨歌》称得上是女性主义(有别于女权主义)小说的范本。上海的弄堂世界在作者的笔下成了女性世界，几乎所有的男性都被放逐了。王琦瑶的父亲是男人，被作者放逐到虚无之中，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对女儿的人生提供看法了。蒋丽莉的父亲是男人，被作者放逐到内地办厂，腾出空间让王琦瑶在蒋家作张作致。与王琦瑶同住一条弄堂的熟客——严师母，她家先生是男人，“一爿灯泡厂的厂主，公私合营后做副厂长”，被作者放逐到上下班的自备车里，邻人多年来连他的面目都没看真切过。上海的多数男人固然和女人一样离不开弄堂世界，但他们更离不开弄堂外面的世界，他们必须在后一个世界里为自己、也为妻子儿女的衣食奔波，说不定还会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因此，男人命中注定是属于历史时间的，不得不被逐出作者笔下的弄堂世界。剩下为数不多的有资格在王琦瑶裙边厮磨时光的男人，如程先生、康明逊、萨沙、老克腊、长脚、她女儿薇薇的男朋友，全都女性化了。只有李主任是个例外，他是偶然到这个女性弄堂世界来客串的票友，因为舍不得离弃弄堂外面的权势世界，一场空难成了他最好的结局。小说作者借王琦瑶外婆的嘴说出做女人的种种好处：“外婆喜欢女人的美，那是什么样的花都比不上，有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不由想：她投胎真是投得好，投得个女人身。外婆还喜欢女人的幽静，不必像男人，闹轰轰地闯世界，闯得个刀枪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肩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败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女人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外婆又喜欢女人的生儿育女，那苦和痛都是一时，身上掉下的血肉，却是心连心的亲，做男人的哪里会懂得?”
女人的自然人生与男人的历史时间的唯一联结是婚姻，这是具有法律躯壳的男女关系，这躯壳本身是属于历史时间的。严家师母说：“你晓得我最拥护共产党是哪一条?”“那就是共产党不让讨小老婆。”共产党是属于历史时间的 ，“不许讨小老婆”也是属于历史时间的。婚姻是恩和义，“恩和义就是受苦受罪，情和爱才是快活;恩和义是共患难的，情和爱是同享福的。”恩和义是属于历史的，情和爱是属于自然的。于是王琦瑶和康明逊的关系，只剩下了近于肉欲的情和爱。“夫妻名分说到底是为了别人，他们却都是为自己。他们爱的是自己，怨的是自己，别人是插不进嘴去的。是真正的两个人的世界，小虽小了些，孤单是孤单了些，可却是自由。爱是自由，怨是自由，别人主宰不了。这也是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好处。大固然周转得开，但难免掺进旁务和杂念，会产生假象，不如小来得纯和真。”程先生在王琦瑶有妈无爹的女儿出生前后付出的恩和义，因为没有婚姻做面子，也没有爱情做芯子，未免有些不尴不尬，以至终于恩断义绝。但程先生究竟是这女人世界的一员，这恩断有点像抽刀断水，这义绝也有点像不绝如缕。
作品对比/《长恨歌》[小说]
1995年，上海女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受到广泛赞誉：“一部堪称近年来罕见的作品：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 《长恨歌》问世10年，先是被改编成话剧，这个话剧还先后改版三次;稍后，再改编成为电影;最后，再不屈不挠地改编成35集电视剧。
电影《长恨歌》是关锦鹏导演所拍摄的，关锦鹏是华语影坛极具女性气质的导演之一，也是最为关注女性命运的导演之一。《长恨歌》在关锦鹏的镜头下则显得异常的唯美。在对生活细节的描绘中，以光影的形式表达了对社会人的本性欲望和情感选择的思考。但关锦鹏的镜头下的《长恨歌》非王安忆的笔下的《长恨歌》，关锦鹏几乎把《长恨歌》打成了一盘散沙，再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关氏风格的《长恨歌》。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上海的弄堂的各种情趣。而在电影版里的《长恨歌》不见了上海弄堂，只见局促的室内，贴面舞般人头攒动，一头扎进人堆里就再也爬不出来。
王安忆那细致的，带有女性特点的观察被关锦鹏的男性气质所淹没。《长恨歌》中故事开始之前大段大段的描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没有耐心的人恐怕是会跳过去的。可其实呢，这也是王安忆才气的流露，小说前面对弄堂、流言、闺阁、及鸽子的描写只有女性才有那么细致的心。
王安忆对《长恨歌》中精致描写的还有服装。也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心思。王琦瑶学生时代的旗袍不考究面料，比较松垮，色系都很清淡，符合弄堂里女学生的身份，旗袍的长度大都比较短，突出了少女的青春与清纯。做了李主任的金丝雀后，王琦瑶的旗袍开始考究质地了，明显和学生时代的不同，长度变长，剪裁更合身，颜色变浓，彰显的是女人的妩媚。后来还教女儿的朋友张永红怎么进行服饰搭配、选择布料等。而电影中有关服饰的镜头可谓少之有少。女性对生活中琐事不厌其烦的叙述，在关锦鹏的策划下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蒋丽莉不管在小说还是电影中都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但她去有着不同的命运，在王安忆的原著中，蒋丽莉是谈不上美的，她戴着厚厚的瓶底眼镜，胖胖的脸，性格内向甚至有些古怪，她的出现是为了王琦瑶，使得王显得更加优秀。这也是很多的作者都喜欢应用的烘云托月的手法。最后因病死于上海。但也许是关锦鹏一向喜欢唯美的风格，为了让片中的角色都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他对蒋丽莉这个人物作了较大改动。改动后的蒋丽莉外形也很清秀，在教会学校上学，家教好，很有修养，言谈举止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的做派却让蒋丽莉在台北与人间永别。可以说，是关锦鹏对蒋丽莉一角的大手术，让角色鲜活可爱了起来。
程仕路是最早邂逅王琦瑶的人，一生以朋友的身份深爱着、照顾着王琦瑶。梁家辉在片中充满着一种寂寥.无奈、冷静的气质，把自己隐忍、欲罢不能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结尾时，他对着王琦瑶的尸体老泪纵横的一幕，是影片最为动人的瞬间，其中闪耀着关锦鹏影像的光芒。小说没有写程仕路看到王琦瑶的尸体的情形，王安忆没有写可能是想给读者留想象的空间，起到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吧。我们也是可能说，这与女性有着在丰富的想象力是分不开的。
在电影中，较强地突出了时代的特征，其中也有很多的政治内容。电影中李主任离开上海时的紧张局势，及其斗争。还有在知青上山下乡时期，程先生也是到了乡间参加体力劳动。在广播之中不时的出现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小说与电影相比，政治性是很弱的，李主任离开上海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原因，小说关注的只是王琦瑶的感情波折。而电影，是兼顾了时代与社会大背景的。这也许是与女性对社会政治不太感兴趣的原因的吧。在政治上，可以说女性是相对要迟钝的，这主要与大多数的女性性格软弱有关，但也不排除有少数的女强人。
总得说来，当王安忆的《长恨歌》被浓缩成关锦鹏的“短歌行”，原著中大段大段的环境描写被代之以富有时代气息的歌曲来提示岁月的变迁，从旧上海的靡靡之音到革命歌曲，缺少足够的戏剧冲突。电影《长恨歌》不能令人满意地方也在于叙事表达手法和人物入戏出戏上显得非常突兀，跳跃性很强，程仕路在公寓见面时还需要相互引见，李忠德出事后，程仕路成了唯一到秘密住所探望的人，期间因由没有任何的铺垫;康明逊与王琦瑶在医院第一次见面的镜头过后，进入观众眼睑的已是两人热烈的亲吻……。我之所以能看懂电影，主要是因为，我看了小说，我相信没有看过小说人的，第一次看《长恨歌》电影，肯定是有些找不着北的。小说中王琦瑶机警的对白，谨慎的动作，或许是坚强果敢、敢爱敢恨的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正是对小说中王琦瑶的喜欢，才导致我对电影中的王琦瑶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