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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被誉为“国宝”。

　　7月11日中午，惊悉季羡林先生仙逝。人民网文化频道领先全国其他媒体，第一时间发布了消息。各大网站纷纷转载，网友们也都积极表达沉痛与哀思。

　　第一次知道季羡林，还是在上高一。当时读到一篇《赋得永远的悔》，怀念母亲和故乡的散文。年少之时，懵懂无知，世间各种情分，唯独对亲情的体味最浓。所以，一位老人的悔，比年轻人更平淡却来得更深沉的爱，瞬间击中了一位少年的心。第一次见到他，已经是若干年后。我在北京求学，学校举办《胡适全集》的发布会。他依旧穿着那套中山装，依旧精神矍铄，面带微笑，坐在主席台上。

　　师长们曾对我说，季老最爱在未名湖边散步，带着他的猫，悠然自得。我没有亲见，但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成为了北大精神的一种象征。

　　他一生求知不缀，学问渊博，视野高远，深刻地契合了北大守正创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情怀。他待人和蔼，与人为善，为文恬淡，意境悠远，代表着北大的博大与平和。他一生以学术为业，以师者为尚，桃李满园，是百年北大兢兢业、教书育人典范之一。时至今日，在北大，默默无闻、甘为人梯、勤奋笃学、涵养深厚的老师们还有很多，是他们扛起了中国文化脊梁的一角。

　　季老广为人知，源于他一系列的回忆散文、学术谈片。即使是一位普通的老人，走过了近100年，总有些东西，可圈可点。季老的不普通之处，在于他见证了百年中国知识流变史。

　　跟同时代人相比，他的学术成就或许并非顶尖。然而，他以健康与乐观，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留德十年，到解放前夕回国，创建中国第一个东方语言文学系，再到如今提倡传统文化，他的经历几乎可以符号化地阐述中国近现代以来，几代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从西出洋关，到洋为中用，再到反求诸己，树立中国意识，甘苦备尝的艰难历程。

　　总理曾去看望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他却依旧关心天下时事，每天坚持听助手读人民日报，并写下《病榻思绪》，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一位老人的智慧。他曾经与朋友相约，“何止于米(八十八岁)，相期以茶(一百零八岁)”。后来又修改了目标，“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这份赤子之心，令人感佩，也传达出每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于是，我在思考，一个人如何才能长寿。除了先天的身体素质和后天的养生保健，恐怕还需要一股浩然之气，一种博大的胸怀，一个远大的理想，一种将个人命运，与国与民充分结合的果决。只有这样，才能经受得住岁月的磨洗，才能在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不放弃自己的初衷，才能在泰山压顶的时候，也能超越一己之私，积极进取，进而拥有一个豁达、丰沛的人生。

　　从这层意义上说，季老不仅是北大的财富，是文化的财富，还是国家的财富。他的远去，是一份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个渴望大师的时代，虽然，季老公开撰文请辞大师的头衔。可以料见，他的逝去，类似中国如何才能产生大师的话题，又将浮现在公众面前。

　　渴望大师，也是渴望知识，渴望一份在浮躁的时代里能让自己心如止水的景仰。这样的一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然而，正如季老坚信“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悲，我们是大有可为的”一样，我们应该看到，还有无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以奔涌的热情、坚韧的意志、踏实的工作、默默的牺牲，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荆斩棘，肝脑涂地。多年后，再回首，人们会发现，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大师的时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局与长足发展，注定了这一点。

　　季老曾写过一首《泰山颂》，“齐青未了，养育黎元。鲁青未了，春满人间”，表达着对中国发展与文化命运“屹立东方，亿万斯年”的相信。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相信。

　　如今，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在纷纷扰扰的百年之后，他终于可以放心地歇下来了，一个人，安安静静。

　　拓展：

　　季羡林的生平简介

　　苦涩童年

　　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在6岁那一年，他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书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当时英文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

　　综观季羡林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济南求学

　　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

　　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中学老师胡也频最让他难忘，季羡林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知识，只学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

　　负笈清华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会有饭吃。

　　这样的情势下，季羡林的家庭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可惜没有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才报考了大学。在出国方面，季羡林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

　　清华四年，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清华大学毕业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季羡林已无路可走，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留德十年

　　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北大任教

　　1946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回到中国。经由陈寅恪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代理校长傅斯年接受季羡林去北大任教。北大图书馆藏书虽多，但是有关季羡林专门研究范围内的书却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季羡林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译工作。

　　从1946到1950年，季羡林写下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到1956年，季羡林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陷入了会议与批判的漩涡中。“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于是无日不开会矣。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季羡林曾回忆说。

　　这期间，季羡林并没有停笔，还是进行着学术研究，如《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牛棚岁月

　　1966年至1977年，这段日子让季羡林回想起来，宛如做了一场噩梦。在这十年内，季羡林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搞学术研究。到了后期，他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让珍贵的光阴白白地流逝，我实在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回忆说。当时季羡林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时间拖得很长的工作，目的只在驱除寂寞。至于出版，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学术春天

　　1978年，学术春天来了。“在这种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气候下，我个人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了，心情的舒畅是从来没有过的。”季羡林感慨地说。这期间，季羡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并撰写了包括《〈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浅论》《〈大唐西域记〉今译》《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

　　季羡林认为，从以上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季羡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