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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忠勇，本质上来自其家族血缘的狂傲，但又注入了杜甫个人独有的正直与忠诚，所以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罕见的文人忠勇刚直的性格。

　　深入阅读杜甫，我们发现杜甫一生并非总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①，亦非多愁多病，精神上、生活上都十分惨淡的腐儒形象;纵观其一生，他即使是漂泊无定，也要做“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诗人的性格特别正直忠勇，而这种忠勇又化为对国家和人民特别深厚的爱。这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他对污吏盘剥百姓的行为强烈不满;二是他对于帝王昏庸误国痛心疾首;三是对乱臣贼子嫉恶如仇。而支撑这三方面的则是儒术。他以儒术立身，以身作则，淳化风俗，在当今仍有其重要的社会价值。

　　一、杜甫忠勇性格的来源

　　杜甫品质上的忠勇，来自儒家。这与孔子撰《春秋》，到孟子《滕文公》解《春秋》之义，再到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存在着一条历史逻辑线索的影响。尤其是杜甫先祖杜预对《春秋》的重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杜甫忠勇性格的形成。再从另一脉络来看，儒术——春秋——忠勇，三者的关联也促进了诗人勇毅性格的形成。还有第三条脉络，忠勇——正直——儒家，也对杜甫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强烈影响，即他的忠勇来自他的正直，他的正直又来自儒家大义。三条脉络的绾结，构成了诗人忠勇性格的主调。

　　孔子治史，一部《春秋》，微言大义，令乱臣贼子惧;春秋笔法，维护了君臣之分，维护了社会秩序。这需要很大勇气。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何以惧?

　　春秋时代，诸侯挟天子，大夫逐诸侯，家臣叛大夫，所有的人都为权力奔忙。“《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象征着“周文”这一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蜕变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争”的可怕的自然状态。那是一个“文明”退位、“伪文明”得道的时代，人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孔子并没有像老子那样出了函谷关一去不返。他认为，社会的礼崩乐坏在于没有国家的观念和对天子的责任。为防止西周文明的毁灭，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孔子以一己之力编定《春秋》，其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被后世赞为“春秋大义”，警戒后人。《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乱臣贼子惧”的另一面，实际上就是保持对君王的忠信，以此来获得社会的和谐和安定。所以孔子是勇者，是浊世中的清流，对于周室是忠勇的。

　　杜甫生活的时代遇到了安史之乱，但他眼睛雪亮，立传当世，写成了“杜诗”这一无法更改的大唐当世历史记录。以文人诗作的角度记史，堪补正史之阙。所以，杜甫也是忠勇可嘉的，让那些乱臣贼子胆寒。他在《杜鹃》中说：“圣贤古法则，付于后世传。”可见，他的思想与孔子是一致的，继承的是《春秋》精神，并要“付于后世传”。

　　从这种意义上说，杜甫不仅仅是诗人，而且还是勇者。杜甫虽然非常重视《春秋》的君臣之分，但在唐肃宗朝廷内的斗争中，他的行为却是勇敢的。当他看到肃宗治罪房琯时，他勇敢地顶撞天子，不惜生命为房琯辩护，其忠勇行为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中也是少见的。他面前的肃宗皇帝决心剪除前朝旧臣，面对着强权，杜甫是侠义的勇士。所以，忠勇是儒术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

　　孔子一生殚精竭虑“为东周”。《孟子·滕文公下》评价《春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②《春秋》是一代天王之事，孔子作《春秋》就是要使乱臣贼子惧，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由此，今文公羊学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者立法，是用来安邦治国的。可见，在社会动荡转型期，孔子用《春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公序良俗的拳拳之心。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实际上是肯定了孔子迥出时流，纠正时风的忠勇气概，不管是“知我”还是“罪我”，孔子都敢于担当。孟子的认识垂范后世，也影响了杜预。

　　西晋征南大将军杜预即是一位喜欢“春秋”，有“左传癖”的人。他“大观群典，谓《公羊》，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他对先儒注释不满，认为未能穷究左丘明意旨。他专取《左氏传》来阐释孔子《春秋》经，“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③。杜预对先秦历史和礼制均作了阐明。可见，从孟子到杜预，都彰显了孔子的春秋大义。

　　杜甫的忠勇，很重要的一点，就来自于对祖先荣誉的认同。荣誉感对维持家族谱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家族的荣耀感，杜氏家族不可能产生杜审言、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受十三世远祖杜预影响，在杜甫的儒术中也有“春秋”的一席之地，他的诗中就有直接提到《春秋》的句子：“晓达兵家流，饱闻《春秋》癖。”(《赠司空王公思礼》)杜甫是个有着历史意识的诗人，在古代政治中，《春秋》就是儒生们敬畏的宗教，是能让“乱臣贼子惧”的利器。从孟子到杜预，都力图彰显春秋大义，强调君臣之分，维护君王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天下的和谐秩序。再到杜甫，面对社会道德失序，必然也嫉恶如仇。他后来失官，身在民间仍然关心国事，关注天子，关心天下苍生，希望早日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和太平。

　　杜家的忠勇传统，还可从杜甫的叔父杜并那里找到。据《大唐新语》载：

　　杜并父审言，善五言，尤工书翰，恃才蹇傲，深为时辈所嫉，自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又与群僚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司户郭若讷共构之，审言系狱，将因事杀之。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酣宴，密刃刺季重而死，并亦见害。季重临死叹曰：“吾不料审言有此孝子邪!若讷误我至此。”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自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并孝烈，苏颋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则天召见审言，甚嘉叹之。

　　杜并墓铭出土于1919年，罗振玉编《芒洛冢墓遗文续补》收录。墓志撰者是当时称为“燕许大手笔”的苏颋，详细记载了杜并为父审言报仇的过程。显然，杜甫的忠勇刚烈深受当世的叔父杜并忠孝行为的影响。

　　二、杜甫忠勇的行为

　　杜甫一生的行事出处，都受其忠勇性格的支撑。若要仔细分析，直到获得官职后，杜甫的儒家忠勇性格的行为表现才得到了彰显。

　　事件一：至德元年(756)安禄山陷长安，六月玄宗奔蜀，肃宗灵武袭位。杜甫时在鄜州，即刻北上灵武，中途被叛军截获，解往长安，陷贼近半年。次年四月，他冒死出逃，奔赴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而此时的王维、郑虔、哥舒翰及张均、张垍兄弟等一干长安官员均受安禄山伪命，杜甫曾经投献过的张垍还死于贼中。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他忠勇的一面。《徒步归行》：“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

　　事件二：他在左省值夜彻夜不眠：“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由此可见诗人的拳拳忠勇之心，为了国事，为了不误次日一早上朝进谏，他彻夜不眠，细听宫门开启的钥锁声;飒飒的晚风，又令他感到仿佛是上朝的马铃的音波;明晨上朝，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因此诗人寝卧不安，多次探问夜漏几何。诗歌真实地描写了他上封事前在门下省值夜时的心情，表现了他居官勤勉，尽职尽忠，一心为国的精神，忠勇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忠勇的诗人甚至还在左省的院壁上题诗，自讽为“腐儒”，对国事一字无补，这实际上是他勇敢地批评肃宗不接受自己的谏议。诗云：“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衮职曾无一字补，许身愧比双南金。”(《题省中院壁》)

　　事件三：义勇地疏救房琯。房琯是玄宗旧臣，被派辅佐新君。但肃宗与房琯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御史大夫贺兰进明给肃宗的进言：“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④但正直的杜甫只看到房琯“累抗直辞”(《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门客董庭兰收贿以及兵败之事实，没有体会到肃宗清洗异己的用意。因此，他勇敢而倔犟地犯颜直谏，“牵裾恨不死，漏网荷殊恩”(《建都十二韵》)。他还与贾至、严武关系深密，有诗《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这些人都是肃宗清洗的对象。《送贾阁老出汝州》中，杜甫对贾至被清洗深感痛心。可以推测，这场斗争也使杜甫忠勇的美名传扬出了京城。后来他被肃宗逼迫辞官后，有那么多官员接济他，大概与他在廷中的忠勇行为有关。在他以后的人生中还常常咀嚼其中滋味，广德元年他在《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还表达了自己的愤惋。

　　清人卢世榷《杜诗胥钞余论·大凡》高度评价杜甫的忠勇：

　　子美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子长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测，赖张相镐申救获免，坐是蹉跌，卒老剑外，可谓为侠所累。然太史公遭李陵之祸而成《史记》，与天地相始终;子美自《发秦州》以后诸作，泣鬼疑神，惊心动魄，直与《史记》并行，造物所以酬先生者，正自不薄。⑤

　　三、杜甫忠勇性格的精神内涵

　　杜甫的忠勇性格是先天禀赋、后天锤炼和大唐乱世的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他的忠勇在安史之乱中达到了顶峰。在大唐遭际倾覆的危机时刻，他勇敢地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动乱予以强烈谴责。他面临的社会很像孔子所处的时代，他以“诗”的形式对这一社会作了全面记述，这是他史笔的来源，也是“诗史”得名的来源。

　　(一)杜甫忠勇精神之——体恤民情疾苦

　　杜甫在天宝六载之前，即再次应试之前的诗歌很少关心国计民生，涉及社会现实的诗歌不多;除了《望岳》这样抒发心灵理想的诗歌外，更多的是个人交游，显扬他的贵族身份，不凡的地位，乐观的情绪，轻狂仗义的生活。这时的杜甫是天真拙朴的，并未受到生活的磨难。其社会阅历并不深刻，人生的感受也并不痛苦。但天宝五载，父亲杜闲去世后，诗人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他开始寻求仕途以自养，开始认真考虑重振杜家家声了。从此，他内心久埋的治国安邦的儒术萌发了，祖先的荣光在他身上复活了。清醒的诗人在儒学爱民思想的烛照下，看到了民间疾苦的现实。

　　居长安期间，他仍与权贵交游，“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壮游》)。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这说明他已经深有体会了，早年的纨绔惬意生活过去了，今天应该走仕途道路了，虽然自觉“儒冠误身”，却一定要走。因为自己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更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又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实际上，别人并没有低看他，而是他身体中流淌着贵胄的血脉，时时提醒自己是杜预之后、杜审言之孙，他这样说，是对自己二次落榜的不满，对自己目前景况的自嘲。也正是因为他充满自信，才如此自讽，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落魄悲伤。作于天宝十四载(755)春的《醉时歌》，也很狂傲：“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笔者认为，杜甫的狂傲未必是坏事，这恰恰给他平添了几分勇气，激发了他的忠勇性格。

　　大约在天宝末，杜甫由于长期没有机会进身，反而看见了更多民间疾苦。《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总结了他体恤民情疾苦的感受。它是杜甫天宝十四年的十月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后，由长安往奉先县家里报喜时作。得官了，内心的儒家思想激活了，忧国忧民、忠君、念家等思想情感错综而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诗人庄严宣布，尽管让同辈先生嘲笑，但想到黎元百姓就激昂无比，你们越加取笑，我就越要引吭高歌。同年十月，玄宗携杨贵妃骊山华清宫避寒，十一月，安禄山举兵反。杜甫途经骊山时，玄宗不知安禄山叛军已将反。虽然安史之乱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但诗人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已显示了社会动乱的端倪。“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显示了诗人勇敢的批评精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示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可见诗人自己也不能幸免。反映百姓疾苦，揭露执政集团荒淫腐朽，这需要勇气，也是杜甫忠勇精神的体现。

　　在凤翔行在，他抗颜直谏，被肃宗墨制放归鄜州。途中，他又以大勇精神作《北征》。“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他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凝聚了自己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忠勇感情。回家后，他以组诗《羌村三首》写出了一个公职人员战乱中的“还乡三部曲”。“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写出了一个公职人员常年只身一人在外飘泊，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骤归，实出家人意料，故生出“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家人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满了泪水，泪水中包含着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复杂情感。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唏嘘”，邻里唏嘘地隔墙观望，不忍打扰诗人一家团圆。多么和美的乡邻们，这是诗人有意的诗笔投射。诗人是保房琯被迫放归的，就在他郁闷居家时，邻居们来了：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诗中“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是邻里父老来问候诗人了，“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乡亲携来的酒尽管清浊不一，却情深义厚。由于拿不出好酒，乡亲们再三表示歉意，并讲述原因：“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战祸使得未成年的儿童也被征上了前线。由小小的“酒味薄”一事，高度概括地折射了安史之乱的危害和诗人对百姓疮痍泪的同情。最后诗人“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面对淳朴的乡亲父老，诗人深感时局危险，生活艰困，可又未能为国家为乡亲尽力，所以心存感激而惭愧，“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人悲怆感慨，心中“百结”化为长歌，这长叹中饱含着无奈和痛楚，诗人忧国忧民的情绪感染了四座乡邻，满座涕泪纵横。诗人的情感思绪已不仅局限于个人遭际，它代表了千千万万黎民苍生的心声，也再现了安史之乱后的部分社会现实：世乱飘荡，兵革未息，儿童东征，民生凋敝。《羌村三首》不愧为一曲千秋父老歌。

　　而此时那些开元盛世的诗人们又在哪里呢?“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在别的诗人噤声之时，他又以“三吏”、“三别”，勇敢地体恤民情疾苦，唱出了百姓的声音。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激烈的儒家情怀为他的诗歌带来了创作情感和活力。可见，儒术给予他更加广博的胸襟，与他早年的轻狂、傲物的性格多元结合，造就了诗人主动进取的忠勇人生，上忠君爱国，下体民情疾苦，令乱臣贼子胆惧。这就是诗人的忠勇性格，忠勇气质，忠勇行为。郭沫若1953年4月为筹建中的成都草堂作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就是对诗圣心系生民的这一品性的精炼概括。

　　(二)杜甫忠勇精神之——忠君爱国

　　儒家的名分大义，实际上就是一种诚守契约的精神。杜甫自述“奉儒守官”，自然接受的是名分大义的家庭教育。忠诚的责任，赋予了他刚直不阿的忠勇性格。只有忠于君臣大义的契约，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这给予了杜甫忠君的思想。同时，忠君又能获得安全感的庇护。君，即是国家的代表，所以杜甫的忠勇才特别的突出。如他不太受人注意的《杜鹃》，就是讲君臣之分，诗云：

　　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

　　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

　　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

　　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

　　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

　　仍为餧其子，礼若奉至尊。

　　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

　　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

　　圣贤古法则，付于后世传。

　　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

　　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

　　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

　　杜甫一生忠君，苏轼曾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集·王定国诗集叙》)杜甫的忠不是愚忠，是以爱国和忠勇批判的姿态体现出来的“忠”。杜甫忠君，是希望天下太平，“再光中兴也，一洗苍生忧”(《凤凰台》);“致君唐虞际，纯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他是祈愿社会和谐和秩序的忠君，与君王身边的佞臣、谗臣不同，也不是迂腐的愚忠，如他大声斥呼“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对侍君之臣提出了“为臣之道”的要求。

　　在杜甫心中，天子就是国家的象征，对国家他有美有刺，他的忠勇就体现为直接美刺天子。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围长安，当听说代宗逃到陕州避难时，他作为曾经的臣子，流落阆中的普通百姓，竭力保护天子颜面，作《城上》：

　　草满巴西绿，城空白日长。

　　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

　　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

　　遥闻出巡守，早晚遍遐荒。

　　仇兆鳌《杜诗详注》云：“末借周汉巡游，以比代宗幸陕。《杜臆》：此诗叙景言情，真堪痛哭，诗之不愧风人者也。黄生注：五六即遥闻之事，此用倒插。师氏曰：不敢斥言出奔，故云巡狩，与《春秋》‘天王狩于河阳’同一书法。”⑥笔者猜测，杜甫的心中未必是维护代宗个人的形象，他维护天子威仪，维护皇帝尊严，就是维护天下的秩序，这是完全合乎孔子“春秋大义”的。再如杜甫在任左拾遗时，退朝归院“避人焚谏草”(《晚出左掖》)，仇注引：“刘须溪曰：焚谏草，不欲人知也。避人而焚，并掩其迹矣。《晋书·羊祜传》：‘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仇注又引《陈辅之诗话》：“‘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即所谓‘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于外曰：斯谋所猷，惟我后之德’也。”⑦可见，杜甫非常维护天子尊仪，亦是他对国家忠勇的委婉表达。再如诗人少有的颂体诗《洗兵马》：“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诗中赞美天子平定安史之乱，有汉光武、周宣王的中兴之功。

　　杜甫的忠君与爱民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是被皇帝疏远，他仍然相信“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送李卿晔》)。但国难当头时，他也会勇敢地批评天子，如“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病橘》);他刚直忠勇，大胆讥刺天子的荒淫生活：“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橘》);“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斗鸡》);“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壮游》)。他还直言批评天子不纳谏：“呜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槛行》)。除了批评天子，他还为苍生呼喊：“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岁晏行》)。这些诗句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极深的情怀才写得出来。

　　(三)杜甫忠勇精神之——乱臣贼子惧

　　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意思就是说孔子对天下的乱臣贼子感到担忧才决心作《春秋》。同样，杜预治《左传》，也是为了彰显春秋大义，强调君臣之分，维护君王统治，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天下的和谐与秩序。同样，在杜甫的血脉里，祖先的血液在流淌，必然对乱臣贼子嫉恶如仇。

　　如上元二年作于蜀中的《戏作花卿歌》：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

　　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唯多身始轻。

　　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

　　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

　　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

　　这首诗讲述了发生于绵州的东川节度副使段子璋叛乱。《旧唐书·肃宗纪》：“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袭东川节度使李负于绵州，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黄龙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远率将花惊定攻拔绵州，斩子璋。”《高适传》：“西川牙将花惊定，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旧唐书·崔光远传》亦载：“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将士肆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而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按使其罪，光远忧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杜甫以“绵州副使著拓黄，我卿扫除即日平”，“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谴责了段子璋穿“拓黄”、擅自为王以及花惊定平叛后无视朝命不撤军、乱杀妇孺的事件。

　　他在许多诗歌中称乱臣贼子为“盗贼”、“群凶”，即使在失官流落民间之时，他仍然关注朝廷，关注天子，关注天下苍生，用他的史笔，见证战乱、饥荒，让“乱臣贼子惧”。如《同元使君舂陵行》中，多处称“盗贼”、“贼退”，“沉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他在《序》中说：“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在《登楼》中又写：“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还写：“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韵》又写：“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三绝句》中再写：“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杜诗笔锋直指官军的屠杀与奸淫。

　　他用炯炯目光盯看着天下臣子，记录那些蠢蠢欲动的乱臣贼子。“汉仪甚照耀，胡马何猖狂。”(《入衡州》)“汉仪尚整肃，胡骑忽纵横。”(《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在《哀江头》中，更是写出了帝都沦陷后的惨景：“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在《洗兵马》中，忠勇的诗人又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这样洪钟大吕一般的诗句，自会令那些乱臣贼子胆寒。

　　杜甫看到了杨国忠兄妹的荒淫生活，于是有了《丽人行》;杜甫把朝政的混乱写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最后“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指斥那些“随阳雁”般的朝臣趋炎附势，只顾自我谋生，追逐私利。面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下级官员的横征暴敛，杜甫写出了《兵车行》：“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面对官场的残酷倾轧，他痛斥“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壮游》)。他在《北征》中表达了对诛杀乱臣贼子杨国忠的态度：“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杜甫是以巨大的儒家忠勇情怀鞭挞乱臣贼子的。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预感盗贼将起，勇敢地批评皇帝“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但“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为什么臣子不尊人间良知与礼法?杜甫在《贫交行》中愤懑地揭露：“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中华民族一脉相传的优秀价值观与是非观被遗弃，这是乱臣贼子产生的主要原因。

　　杜甫忠勇的性格，在任官后至安史之乱、失官到成都之前的时间段表现得最为鲜明，有《兵车行》、《丽人行》、《前后出塞》、《醉时歌》、《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三吏”、“三别”等作品。这些批评朝政、讽喻权贵、关心百姓的诗歌，让天子和权臣不适，更让乱臣贼子无处遁形，这需要多么大的忠勇之气啊!而这一切都是不损害客观史实，又从感同身受出发，达到诗与史的完美结合，因而开创了“诗史”新天地。杜诗就是诗歌形式的《春秋》。

　　四、文人的忠勇

　　杜甫的忠勇，笔者认为本质上来自其家族血缘的狂傲，但又注入了杜甫个人独有的正直与忠诚，所以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罕见的文人忠勇刚直的性格。

　　他对皇帝忠勇突出表现在敢于直言批评皇帝时政之失。如作于大历元年夔州的《往在》，叙述了玄、肃、代三朝的失误，大胆呼吁代宗“罪己”，“一朝自罪己，万里车书通”，这样才能“锋镝供锄犁，征戍听所从。冗官各复业，土著还力农。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京都不再火，泾渭开愁容”。身为谏臣，敢于让天子“罪己”，不隐恶的忠勇气概，千秋而下不能不令人叹服。

　　他对朋友忠勇突出表现在敢于扬善的同时，亦敢真实地直陈其过。他冒死为房琯辩护，但对房琯兵败，杜甫也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以儒家情怀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悲陈陶》)，诗中没有原谅房琯葬送秦中十郡“良家子弟”的错误。这种敢于分清大义与友情，不避嫌疑的中正人格，也足以让人击节叹赏。

　　杜甫的忠勇情操，除天生禀赋外，更多来自对儒术的自觉践行。在《进雕赋表》中，他说自家“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他自称“腐儒”，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儒生”，如“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客居》);“老儒”，如“老儒不用尚书郎”(《忆昔》)。杜甫尊儒，除了家庭，还有社会达成的共识，这更催生了他的儒家情怀。唐太宗说：“朕之所好，惟在尧舜之道，周礼之教。”⑧《新唐书·儒学传序》云：“武为救世砭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砭剂，其伤多矣!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⑨由武而文，也是杜甫先祖杜预的人生经历。所以，杜甫崇儒有现实的促进和远祖的遗泽。也因为恪守《春秋》中的大义，而令杜甫极端反对武人乱国，尤对安史之乱反应强烈，深为痛恨。在“武忠”与“文忠”之间，杜甫选择了文人的忠勇。